我注意到人类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阵发性，没有一种激情能伴随你很长时间。过去的一刻钟里，我经历了一种可以正确地称之为震惊的感觉。……但是当我从车里出来，马上往头上戴好软呢帽时，我突然感到那些都他妈无关紧要。那天阳光灿烂，很舒服。旅馆院子里，花种在绿桶里，还又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让那儿有了点夏日气象。另外我肚子饿了，很想找地方吃午餐。 —— 乔治·奥威尔《上来透口气》

实际上胖人，特别是生来就胖的人——就算从小时候起吧——跟别人不大一样，他所过的日子跟别人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那是种轻喜剧的层面，但对市场上的杂耍演员或任何一个体重超过二百八十磅的人，他们的日子与其说是轻喜剧，倒不如说是场低级闹剧。我这辈子胖过也瘦过，知道长胖对人们观念上的影响，长胖这件事，好像让人变得不会对事情太较真。如果有人从来就是个胖子，打会走路时就被叫作“胖子”，我怀疑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较深层的感情。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感情。他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个悲剧场景里，因为有胖人出场，就不能叫悲剧，而是喜剧。 —— 乔治·奥威尔《上来透口气》

我外表是胖，但内在的我是瘦的。你有没有想到过每个胖人的内部都有个瘦人，就像有人所说，每块石头里都有座雕像？ —— 乔治·奥威尔《上来透口气》

很难设想甘地的办法能够用在现政权反对者在深夜消失以后永远不会再露面的这样一个国家里。 —— 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归根究底来说，除了是否能够留传长久以外，并无测试文学优劣的标准，而留传本身又只能当作多数人意见的索引而已。 —— 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这个模样的东西：十万英镑、一幢爬满常青藤的老房子、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一窝小孩子，而不需要工作。一切都是安全、舒服、太平的，尤其是温馨的。在路的那头长满青苔的墓地里，有在大团圆结局发生之前亡故的亲人的墓。仆人们都是滑稽可笑和封建奴性的，孩子们在你西下伊伊啊啊，聒噪个没完，老朋友坐在你的火炉边说这过去的旧事......奇怪的事情是，这是一幅真正十分幸福的图画......现代没有人能够把这种漫无目的生活写得这么生气盎然的。 —— 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 ——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

我这时看到，一旦白人开始变成一个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他成了一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常见的白人老爷的角色。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镇住“土著”，因此在每一次紧急时刻，他非得做“土著”期望他做的事不可。他戴着面具，日子长了以后，他的脸按照面具长了起来 ——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

回顾你自己的童年时代，想一想你曾经相信的胡说八道和能使你痛苦的琐事。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有我个人特有的细微差别。但是基本上这也是无数其他孩子的情况。孩子的弱点是他是以一张白纸开始的。他既不理解也不怀疑他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他的轻信，别人可以影响他，使他有自卑感，使他害怕违反神秘的可怕的准则。 ——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

要了解这种适应对一个十岁或十二岁孩子的影响，你必须记住，孩子很少有比例感和概率感。一个孩子可能遍体都是自我为中心，全身都是反骨，但是他没有经验的积累可以使他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总的来说，他会接受你告诉他的话，而且他对周围大人的知识和力量的确信到了极其荒诞可笑的程度。 ——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