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史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迫切需要之间的斗争:一是美化,它源自美术;一是讲真话,它不仅须接受不含价值判断的真理——源自科学的影响——这一标准的检验,而且须接受一种要求讲真话的道德化标准的检验——既源自十九世纪的文学典范,也源自(当时)独立新闻主义这一崭新的专业。 ——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一个人并非从自己真正的本性——即动物性、本我——逃亡一种自我折磨的、外在强加的良知,即佛洛依德所说的”超我“——而是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道德敏感性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东西+我们从它那里逃亡动物性 —— 苏珊·桑塔格《重生:桑塔格日记和笔记》
一种消极的积极,一种积极的消极。
……
旅行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积极。你置身于某一环境中——指望变得兴奋,感觉好玩、开心。你无需将任何东西带进这一环境中——这个氛围已经足够热闹了。 —— 苏珊·桑塔格《重生:桑塔格日记和笔记》
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 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