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让犹太人排成一队，一个举着手枪的纳粹让另一个纳粹随便说出数字七，然后挨个数过去，数到第七个就对着那个犹太人头部开枪，再往下数到七，再开枪……讲述者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他就站在七的位置上，身旁的父亲悄悄把他拉过去，与他更换了位置，他的父亲在枪声响起后死在他的眼前。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人们经常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材，我不知道第四个以后会面对多少难听的词汇。比喻的生命是如此短促，第一个昙花一现后，从第二个开始就成为了想象的陈词滥调，成为了死灵师不屑一顾的太烂的尸体，那些已经不能够清楚回答问题的尸体。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