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历任保民官、执政官、行省总督等职。反对帝制，以共和政体为理想。代表作有《编年史》《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提出这种治史原则的前提，是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学家，尤其是古希腊史学家，已经成功地从具体的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的原则；也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即真实地记载历史的经验和过去的事实。这些古典史学家很少涉及历史的理论问题，即使讨论到某些理论问题，也都集中于探讨实现"历史真实"的具体方法、特别是有关如何处理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问题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发现了一些涉及史家本身的、妨碍再现历史真实的问题，但是往往只局限于从史学家个人的知识面的狭隘或者修养不足上去寻找答案，始终未能从中概括出造成史家记述失实的一般内在原因。
塔西佗生活在一个文网日密、但时张时弛的政治环境里，共和与专制、求实与实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长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实用史学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塔西佗亲身经历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暴政，切实感受到了思想专政的恐怖，亲眼目睹了当代罗马史学的腐败（即一味地为当朝元首唱赞歌）。作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统治和歪曲历史真实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他也发现：以往罗马史学中之所以存在着"失真"现象，其主要关键就在于史学家的主观情感（如个人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等等）。因而他认为，史学家如果要想为子孙后代负责，那就应该摒弃个人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观立场。另外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当塔西佗开始撰写历史著作、并提出这些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时候，恰逢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因此，这种外界环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对以往的史学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