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内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 ——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盈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
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个人并非从自己真正的本性——即动物性、本我——逃亡一种自我折磨的、外在强加的良知，即佛洛依德所说的”超我“——而是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道德敏感性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东西+我们从它那里逃亡动物性 —— 苏珊·桑塔格《重生：桑塔格日记和笔记》
一种消极的积极，一种积极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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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积极。你置身于某一环境中——指望变得兴奋，感觉好玩、开心。你无需将任何东西带进这一环境中——这个氛围已经足够热闹了。 —— 苏珊·桑塔格《重生：桑塔格日记和笔记》
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 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
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本雅明对婚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他的研究对象——克尔恺郭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克劳斯——都从未结婚；据舒勒姆说，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他1917年结婚，1921年以后就与妻子感情不和，1930年离婚）。 —— 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