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真是巨大无匹，因为它不仅仅是时候到了的终点而已，它会不断以各种面貌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病痛中、欢笑里……），它会逐渐走近，如鹿群听着猎人的脚步声音；它负责划下无可逾越的界限，给我们就这么大的生命活动空间（“给了我们太少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由它决定，或至少因它而生并由它操控变化，我们在愈靠近它时愈发现此一真相。 —— 唐诺《尽头》
一般而言，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人的外在态度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道从激烈到缓和、从不满到怡然、从有事到没事、宛如多普勒效应般愈远去愈低频喑哑的轨迹，不容易察觉其中的质变。事实上，质变的进行往往是深刻的而且激进的，人察觉出自己（被迫）变成不同的人，丢下自己最不愿丢下的东西，把某一个珍贵的希望判定为不可能，乃至于对思索守护一生的价值信念有了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背反的现实体认，这怎么可能都很平静... —— 唐诺《尽头》
时间太多，没事可做，那怎么办呢？人还能做些什么好？——这通常就是大游戏时间的到来，只剩游戏，或者说把一切全化为游戏。 那样一种只唱歌跳舞，只无休止游戏的世界，生命终究是“无效”的，时间中止或至少不前行不变化，永恒如同一天，生命完全化入其中，人无从再建造什么完成什么，从而没有了好奇和愿望，也不再被“需要”，自由变得平坦单调，不能拿来多做些什么 我始终是不相信的。 —— 唐诺《尽头》
人不断困于走马看花的当下，生命经验支离破碎，没有什么事物是有头有尾的，由于缺乏稍稍完整的世界图像，人很难祛除某种迷失感，永远像活在一个太大的、陌生的、看不到边界摸不清规则的世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想，不晓得最坏的结果、最无可弥补的损失究竟伊于胡底，这才一直是人最深的恐惧之一。 —— 唐诺《尽头》
人类历史，也许很疯狂甚至很恶毒，但最终并不浪漫不冒险，根本上仍是平庸的（希特勒、斯大林都只是平庸的人），很多超过的东西对它而言是“多余”的，包括人，包括视野、主张和梦想。 博尔赫斯称此为“疲惫的历史引力”，负责把整个世界总的拉回来。现实世界有一个堪称稳定到近乎透明的真相，一个顽强的根本性基础，一块“大地”，由全体活着的人所构成并决定。 —— 唐诺《尽头》
自由主义的最最基本信念之一，便在于我们肯正视风险、忍受风险，并坚持风险的存在恰恰是自由的拥有及其必要代价，你抉择，相应的便承荷其后果及其道德责任。这不只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价值权衡序列之中，自由的位阶远高于某种程度的危险威吓，更是因为我们不心存侥幸地真实认识到，人的生命暴露在未知、不乏机运和敌意的广大世界之中，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清理殆尽的，更多时候，你只是在有危险的自由世界和完全封闭的、提前绝望的“安全”幻觉之中做抉择而已。生活，常常给我们的并不是答案，更多是可能性。 —— 唐诺《阅读的故事》
今天，读书大体上仍被设定是一件自明的好事，读书的念头仍被当成是生命中起劲的善念，在我们日子过着过着的漫漫人生之中，想开始读读书的念头总会不吝惜袭来个几回，且次数极可能还不少于春意灿烂、突然想谈他个恋爱的次数。 —— 唐诺《阅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