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一个“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因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大理石叶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回事什么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在宏观的大理石之下是不被关心的。可由于不关心，社会民间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训，而历史也因此缺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不能给我们替工它的复杂性、提供让我们谨慎行事的依据。 —— 林达《历史在你我身边》

在一个告密流行的社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为会受到等同犯罪的处理。这样，问题突然就简单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简化复杂的告密问题。 —— 林达《历史在你我身边》

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对罪行依法处置，鼓励正当举报。而对非罪的言论行为则依法保护。 —— 林达《历史在你我身边》

艺术家弗里德认为，在这样畸形的不断刺激中，孩子们的心灵会非常自然地失去常态。他知道，在这样的窒息中，你不需要时时对孩子说，你要记住苦难。即使你喝令他们忘记，记忆仍如“沉沉的轮子碾过前额”，已经“深深地埋入记忆深处”。仇恨是自然发生的，很快地，他就会堵住孩子的胸膛。在这样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保留一双正常的眼睛，仍能够看到和理解什么是美；引导他们保留爱的能力，把这样的种子拨入孩子们的心田，期待它慢慢地萌芽和生长。 ——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

有一天，你可能跌入痛苦的口子里，想挣脱那通向深渊的隧道，要活着，在黑暗中仍要创造！ ——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事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是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他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人类文明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先创造出来，它有能力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有了抽象的人道、人权的思维，而且，还设计“制度”保障这样的权益。 ——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

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一边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