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任何一件事情要依据三个要素,时间,条件,地点。民主制度的推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不同的要素下,民众的文明程度和民主意识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的推进全民民主制度很可能是危险的。其结果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也可能带来长久的社会动荡,就如同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的血腥政治。 ——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
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一边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也许,正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当时还谈到,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 ——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